为什么 当代社会，那么多人不幸福？为什么我们已渐渐不知道，什么叫幸福？2月4日，毕淑敏推出新作《破解幸福密码》。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毕淑敏说，她认为幸福是生活最重要的目的。4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毕淑敏。
在语言的尽头，人有希望重生
      记者：为什么选择幸福这个话题？
      毕淑敏：我原来是一个对幸福很迷茫的女人，让我发生彻底转变的，是我父母去世。当我父亲病危的时候，由于部队医院的某项化验设备坏了，必得把父亲的血样送到另外一所地方医院里去查验。我捧着装有父亲血液的玻璃管，急匆匆赶往城市的另一端。那家医院的化验科主任说，化验单上标明是急件，我们马上就开始做，你在外面等着结果吧。我在检验科的外面，魂飞胆破焦灼万分地等待着……不知过了多久，主任出来了，把填写好的化验单交给我，然后疑惑地问，这个病人还活着吗？我说，活着。他说，可是从这张化验单上所显示出来的这些化验数据看，病况极为严重。以我们的临床经验，这个病人应该早就去世了。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没有跟他说这是我父亲啊，拿着化验单，飞也似的往部队医院赶，生怕在我送血样的这一段时间父亲已经远行。没想到父亲非常清醒，在病床上他微笑着对我说，我这一生非常的幸福，因为有了我的事业，因为有了你的母亲，因为有了你们……
      第二天，父亲走了。这是我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一份遗嘱。我的母亲，在临去世前也说过同样的话——— 我很知足，我很幸福……一个人的生命，即使在遭受无比痛苦的折磨，即使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依然可以感知人间的温暖与幸福。人的精神是任何化验单都无法呈现的，幸福无处不在，只要精神屹立，死亡也为之匍匐。
      很多东西，都会因为岁月流转渐渐地褪去它们生动的颜色，唯有我们对幸福的追求，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意义，感受到人生价值的庄严。
对待幸福，我是黄连团子型
      记者：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心灵上却越发空虚、浮躁，与周围的人和事为敌，与自己为敌。您觉得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现代人普遍的幸福感缺失是为什么？
      毕淑敏：说到底，世界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自己。只要你成为自己的好朋友，你就没有任何真正可怕并能置你于死地的敌人了。种种自我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于强烈的内在冲突引起的。所以，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每个人内在的和谐，就没有幸福。
      记者：您将中国人对待幸福的方式做了很有趣的四大分类，分别是饮鸩止渴型、黄连团子型、馊馅饼型和幸福的包子型。那么您自己属于哪种类型？
      毕淑敏：我把中国人对待幸福的态度，做了一个粗浅的分类，用了咱们餐桌上的几种家常饭来打比方。比如黄连团子型的幸福观，馊馅饼型的幸福观等等。
      黄连团子型是指用黄连磨成粉当做皮，把美好的理想当成馅包起来。我们很多人把幸福预约到遥远的将来，都说我现在苦一点不要紧，等将来我就幸福了。我碰到一个朋友就非常节省，说将来会幸福，等到后来，他突然之间得了重病，他所有预约的幸福都没有条件去履行了，他说他去旅行，他双腿是关节炎走都走不动了。他说要买一个大的电视，但是他视网膜已经脱落了。他以为将来有一天可以从容享受幸福其实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这个类型？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幸福一定要很多的条件，一切具备才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结果。所以我说我自己原来也是黄连团子型的，包括我们对待父母，行孝，你会觉得等我以后混得更出息了，我有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再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想把幸福预约到遥远的将来是我们中国人饱受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造成的，是我们非常容易选择的类型。
      我自己以前是黄连团子型的，现在争取做一个幸福的包子。
      记者：您提到各种性格类型中，A型是紧张焦虑的高发分子，C型是癌症的高发分子，这听上去很恐怖，我们怎么区分自己到底属于哪种性格类型？性格类型是可以转变的吗？
      毕淑敏：一件事，如果你了解了它，就不再恐怖。因为你可以预防，可以应对。最恐怖的是它本来就居住在你身上，可你却一无所知。性格是可以转变的。不过，这个转变也并不容易。你什么也不做，它就不可能转变。你可以选择变还是不变，如果要变，就按照我书中的法子，试试。
      记者：现在社会很多人成了“完美主义者”，老板也喜欢这种员工，他们看起来做事很认真，但是您似乎特别提到不赞成这种状态，说这是心理健康不够良好的表征之一，为什么？
      毕淑敏：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完美主义者是违反自然的。是不正常并且不能持久的。更不消说，它让我们付出了身心健康的惨痛代价。如果你的老板是这种人，他逼着你也成为这种人，那你只有两个法子。一个是等着老板被自己的完美主义倾向逼疯，他自我崩溃或最终改变。再一个是离开他。当然，你要是特别注重这个岗位上的收入，那就没法子了，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吧。
学会用荷尔蒙去寻找幸福
      记者：您在书中说，要学会用荷尔蒙去寻找幸福，挺新鲜的，怎样让幸福感更多呢？
      毕淑敏：让我们能够持续地感知幸福的东西，是我们自产自销的内啡肽。内啡肽是体内自己产生的一类内源性的具有类似吗啡作用的肽类物质。内啡肽也被称为“快感荷尔蒙”或者“年轻荷尔蒙”，意味这种荷尔蒙可以帮助人保持年轻快乐的状态。

      幸福并不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快乐和意义的结合体。怎样让幸福感更多呢？

      一、要找到生活的意义。有了目标，你的内啡肽就有了方向。二、倾听身体的声音，让自己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全面接受自己不可改变的部分，别给自己太多限制。三、创造和谐的内部环境，找到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
      记者：举一个例子，我怎么控制荷尔蒙？
      毕淑敏：就是深呼吸。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简单，深呼吸算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人死了他的呼吸就停止了，心跳就停止了，呼吸是我们能够自己掌握的和身体对话的便捷的通道，可是很多教授呼吸的地方，他都让你先深深吸一口气，错了，你先深深呼一口气，我上次有一件事特别生气，我突然就用这个方法，两分钟就好了。你先深深呼一口气，其实你的愤怒，你的焦虑和很多的不安就已经在释放了，之后停一会儿把整个气再吸进去，你感受肺叶被充满。其实最后它可以达到一种平稳和安宁的状态。很专门的训练我们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做，但是只要你这样做下去，它其实不是很难控制的。

年轻的时候曾想过自杀

      记者：现在的您给人安详、幸福的感觉，您的心灵有没有最烦闷的时候？您又是怎么调整心理获得现在的幸福的？
      毕淑敏：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挺脆弱的。那个时候我在西藏，有一次去拉练，一天走120华里路，我那天就决定要自杀了，坚决不活了，我觉得我年轻的生命，所有的部分都用来感知痛苦，喘不上气来，背着枪支、弹药、干粮，觉得子弹都上了膛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打出来走火。我决定那天要自杀。
      我准备从悬崖上跳下来。第一我觉得这个崖要足够高，第二下面雪不能太厚，如果雪太厚你死不了呢，第三我必须一摔必死。我觉得我跳下去之后不能连累别人，我虽然不能活了，但是你不能把别人给挂下去。
      可是我身边的那个人跟着我太近了，我如果掉下去的话他就被我卷下去了，那个人死死跟在我的后面，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看出来我想自杀还是怎么样。反正那天没死成。走到120华里，我到了营地之后想着晚上可能会倒头就睡，但是我没有睡着，我突然摸着我的脑袋、耳朵、眼睛等等，我觉得我所有的零件都在，白天那种不可忍受的痛苦，只要从容地、慢慢地忍受也不是不可以经过，不可以战胜的，我觉得那样的经历给我的感受挺大的。
      现在中国青壮年人口死因中，自杀排第一位，有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真的一下子就被折断了，是谁折断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外力，比如说自己的妈妈没有地方住，到外面租一个房子，她会觉得非常难过，不能让妈妈有一个好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就会中断了自己的生命，可是你想想你不在了，你妈妈心理是何等痛苦，而且就你自己来讲，你苦心研读那么多年，正是大好年华，这不是一个不可以逾越的困难，是可以找到一个出口的。其实事情永远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永远也不会坏到没有一丝阳光的时候，我觉得要学会这种方法。
      记者：听说，你开心理诊所的时候，很多非常有钱的人或者是非常有名的人到你这儿排队，向你倾诉或者是向你咨询，希望得到你的关于心灵方面的帮助，是不是这样的？您后来为什么不做心理医生了？
      毕淑敏：是的。和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中国的心理医生太少了。一些发达国家可以一对一进行心理咨询，我觉得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若干年内这其实是一种奢侈。大概在六七年以前，我开诊所的时候心理医生的收费其实已经很高了，高到我自己都觉得万分不忍心的地步，可是因为那个诊所不是我一个人开的，是大家共同做的一个决定，我也不能单方面地改变它。可是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再努力，我给一个来访者50分钟的时间，一天8小时的工作制，最多也只能接待8个来访者，可是面对这么多的需求，我觉得力不从心。
      中国正处在巨大转型期间，没有选择的时候是一种痛苦，但是选择特别多的时候，也会带来巨大的困惑。在这种交织之中，每个人为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让自己的一生获得快乐、幸福、丰富多彩，而且对他人有所帮助，这个是绝大多数人的期待。
      但是只靠心理医生是不现实的，心理医生是多么小的力量，我们是多么庞大的群体，而且接受长时间的治疗需要一笔巨大的花费。后来我和我的合伙人说，我突然发现我所接待的来访者基本上都是有钱人。我其实面临着一个选择，我是否要把这有限的精力终身只为有钱人服务，我想我应该多做一点事情。我当时想的是我暂且不做心理医生了，我去写书，因为一本书可能有10万、20万甚至更大数量的发行量，就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而且我觉得书也很便宜，一本书二三十块钱，你买一件很小的衣服这个钱也买不下来。我觉得这种分享的渴望让我决定暂且不做心理医生。

远赴不丹，只因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记者：听说您马上要启程远赴不丹，众所周知，不丹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您选择去不丹，和这个幸福的课题有关吗？
      毕淑敏：是的，过几天，我会去不丹。和几个朋友，自费参加了一个旅行团。
      说到不丹，有年轻朋友马上认了我为知己，说真没想到您这么老了，还是梁朝伟和刘嘉玲的粉丝。我说，我去不丹，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朋友说，谁不知道他俩2008年在不丹大婚，从此那个雪山小国才被人铭记。我说，不是因为某人的婚姻，我才向往这个国家。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大婚”这个词，专指封建时代皇帝成亲，不是什么人都可拿来一用。就像你家客厅再大，也不能叫午门。不在等级和华贵，而是保持汉语一脉相承的清晰。
    不丹，梵语意为“西藏的边陲”。它还有很多诗情画意的别名，比如：神龙之国、森林之国、花卉之国、云中之国……从这些如同摄影作品名字般的称呼中，你是不是对这个国家有了最初的好印象？它的面积4.65万平方公里，人口75万。蓝绵羊、野罂粟和雪豹，在这与世隔绝的山峦谷地中盎然生长。
     想去不丹不容易。为保护生态，不丹对旅行者的数目有严格限制，每年只允许6000人进入。至今和中国尚未建交，签证要送到远方代办。然而，我还是要去。因为，几年前，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需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不丹国，就在实践这一理论。
     不丹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如果是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带来一个悖论——— 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相应地感到更幸福。伴随着GDP的高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贫富差距加大等等一系列弊病。他们认为，人民的幸福感大于GDP。我对此深感兴趣。
(本报记者 宋燕)